汴梁人物:支遁 茶禅一味见风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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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编:支遁,晋朝名僧,号道林,俗姓关,陈留(今河南开封东南)人,约晋愍帝建兴二年,出生在一个佛教徒家庭,幼年时期即流寓江南。他幼有神理,聪明秀砌。尝隐修支硎山,初至京师,甚得太原王濛器重。年二十五出家,谢安、王羲之等与之结方。后入剡,于沃州小岭

  支遁,晋朝名僧,号道林,俗姓关,陈留(今河南开封东南)人,约晋愍帝建兴二年,出生在一个佛教徒家庭,幼年时期即流寓江南。他“幼有神理,聪明秀砌。尝隐修支硎山,初至京师,甚得太原王濛器重。年二十五出家,谢安、王羲之等与之结方。后入剡,于沃州小岭立寺行道。隆和元年,在建安东安寺诗《道行般若经》。善谈玄理,倾动一时”。时代将他铸造成我国玄学与佛学界的骄子。

 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。汉王朝的崩溃,农民起义的兴起,豪强地主的割据,国家的分裂与民族的矛盾,使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。此时,绝对的中央集权统治被打破,两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式微,道教成立并兴起,佛教传入中国,人们的思想得以解放,各家各派相互辩论,从而引发了各种思潮。

  这首咏怀诗,支遁自述其生平,说明自己由老庄而入佛门的思想历程,展现了他超逸的风姿和神采。诗中的前六句,简述了他早年的身世和经历。他自称在入佛门之前,不懂人生真谛,尸位素餐,无所事事。后经“永嘉之乱”,颠沛流离,随家迁居江左。他在25岁时,因厌弃人事而皈依佛门,致力于研讨般若空宗。重玄指即色宗的义理是极其深奥的,有如老子的重玄之道。之后则主要描写了支遁探玄求道、了悟即色空义的过程。支遁认为要探求宇宙人生的真谛,就必须在即色空的真理之中邀游,超脱于浊世尘寰,从而达到芶简与逍遥的人生境界。

  据史料记载,魏晋南北朝时饮茶的风气已盛,士族大夫之间经常用茶果等作为待客之物。《晋书陆晔传》载,陆纳东晋时任吏部尚书,加奉车都尉,卫将军。“谢安尝欲诣纳,而纳殊无供办。其兄子俶不敢问之,乃密为之具。安既至,纳所设唯茶果而已。俶遂陈盛馔,珍馐毕备。客罢,纳大怒曰:汝不能光益父叔,乃复秽我素业邪!于是杖之四十。”

  支遁的生活里,寺必有茶、茶必有禅。茶入禅门,凡茶便成禅茶。他以茶悟道、况味人生,一杯清茗可容天地世间的万物,有“茶禅一味”之说。他修行所在的灵嘉寺、栖光寺至今还氤氲着茶叶的余香。为方便饮茶论佛,支遁曾在苏州市西南约15公里处的天池山中依泉而建一寺院,曰“寂鉴寺”。寺前有清心泉、寒枯泉,寺旁山上有直径半米多的圆形山泉名“钵盂泉”,还有水声如捣的“地雷泉”、掬手可盈的“盈盈泉”及“天池第一泉”。为方便取泉水煮香茶,支遁在寺内特别建有茶室,名“旱船”。他一边用清泉烹山茶,一边诵经论佛,别有一番佳味。支遁还在多处建寺凿井。他曾在复州竟陵县(今湖北天门市)城西湖之滨的龙盖寺(又名西塔寺)设坛布道。他在那里宣示佛经,并开凿了一口井,名品字泉、三眼井,因水质优良,深受历代茶人推崇。

  400年后,龙盖寺的住持智积禅师拾得一弃儿,将其抚养长大,这个孩子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“茶神”的陆羽。由于陆羽的缘故,这眼泉水又被称为“陆子泉”“文学泉”。唐代诗人裴迪在游览该寺时曾经赋诗:“竟陵西塔寺,踪迹尚空虚。不独支公住,曾经陆羽居。草堂荒产蛤,茶井冷生鱼。一汲清泠水,高风味有余。”

  支遁长相不佳。《世说新语容止》这样记载:“王长史尝病,亲疏不通。林公来,守门人遽启之曰:一异人在门,不敢不启。王笑曰:此必林公。”看来他这形象,的确能让人印象深刻。此外,刘孝标注引《语林》说:“诸人尝要阮光禄共诣林公。阮曰:欲闻其言,恶见其面。复按云:此则林公之形,信当丑异。”因唇不掩齿,他常常被拿来戏侮。王徽之去拜访谢万时,支遁在座,神情高傲。王徽之曰:“若林公须发并全,神情当复胜此不?”谢万曰:“唇齿相须,不可以偏亡。”

  虽然长相不佳,但支遁终身往来的名士很多。名士不但喜爱和他交游,而且十分推重他。《高僧传》卷四称他“年二十五出家,每至讲肆,善标宗会,而章句或有所遗,时为守文者所陋。”可见,支遁是主张弘通大义、不拘细节者,也因此被当时的大名士谢安所赏:“谢安闻而善之,曰:此乃九方堙之相马也,略其玄黄,而取其俊逸。”

  一天,有人赠给支遁50两黄金与1匹骏马。支遁淡然将黄金辞退,倒是把骏马收下来饲养。时人皆笑支遁不善处理事务:黄金留下,可以产生利息;骏马留下,却要费尽草料,哪有把黄金推掉却留下骏马的道理呢?支遁听后,豁朗一笑:“他们哪里知道贫道爱其神骏之性耳!”高僧爱马,爱的是名马的英俊共相,爱的是士与马间众聚的奔放洒脱,这一种精神上的愉悦,任黄金万两也带不来。以画马著称的唐代画家韩干的《神骏图》,就是以工笔画描绘的支遁爱马的故事。画中支遁身后为一侍从,两手相抱,身体微弯以表恭敬,小心翼翼支撑主人的宠物鹰。画面左半部分,神骏踏水而来,支遁与其友人身体前倾,聊以赏鉴。

  据《世说新语》记载:“支公好鹤,住郯东峁山,有人遗其双鹤。少时翅长欲飞,支意惜之,乃铩其翮。鹤轩翥不复能飞,乃反顾翅,垂头视之,如有懊丧意。林曰:既有凌霄之姿,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?养令翮成,置使飞去。”支遁好鹤、养鹤、剪鹤、放鹤的全过程,表现了他体贴仁厚的爱心,同时也告诉了人们什么才是真爱。

  他著有《释即色本无义》《道行指归》(并见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二),原书现已亡佚,但由书名估测,必定是解说《般若》的著作。还有《圣不辩知论》《辩三乘论》《释蒙论》等也已亡佚。他还曾就大小品《般若》之异同加以研讨,写成《大小品比照要钞》,但原书也不存在了。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八还保存着这部书的序。

  他是建议彻悟的一个人。南齐刘虬《无量义经序》论彻悟说:“寻得旨之匠,起自支安。”《世说新语文学篇》注引《支法师传》:“法师研十地,则知彻悟于七住。”因为他建议到第七地生起彻悟,七地以上尚须进修,因而又称为“小彻悟”。如慧达《肇论疏》说:“第二小彻悟者,支道林师云,七地始见无生。”

  但是晋哀帝虽崇尚佛教,却又沉溺于黄老方术。《晋书》卷八《哀帝记》曾有记载“(哀帝)服食过多,遂中毒”。他不懂佛家正道,其心中佛教属神秘方术。支遁看到晋哀帝倡佛背后的无知,上书告辞曰:“上愿陛下,齐龄二仪,弘敷至化。去陈信之妖诬,寻丘祷之弘议,绝小涂之致泥。”因身染疾病,在入京3年之后,即公元365年,支遁返回剡县石城山栖光寺隐居,直至圆寂。

  由于支遁在东晋思想界的巨大影响,对他的圆寂,时贤表现出深切的哀悼,“郗超为之序传,袁宏为之铭赞,周昙宝为之作谏,孙绰《道贤论》以遁方向子期”后来,戴逵行经过他的墓前,叹曰:“德音未远,而拱木已繁,冀神理绵绵,不与气运俱尽耳。”支遁在中国佛教史上的意义,当数郗超看得最为清楚,他的评价是无以复加的:“数百年来,绍明,令真理不绝,一人而已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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